周代山水观念在文学上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诗经》中关于山水的文学书写。《诗经》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学典籍，其中蕴含的山水观念是极其丰富的。就山水观念在《诗经》中的书写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诗经》中山水的书写；二是《诗经》中山水审美意识。
《诗经》中山水书写的表现
《诗经》中虽然没有整首诗通篇以山水为对象进行单独的描写，但是在许多诗篇中都涉及到山、水的书写，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山水诗句，无疑说明，在《诗经》时代，人们对于山水之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山水之美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并且能够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吟咏、称赞的对象，这就说明它们自身的美感已经被人们所吸引，山水可以愉悦人的心灵、启发人的性情，从而促进人精神层面的情趣。
展开剩余84%一、受原始山水崇拜影响的山水书写
我们可以得知在西周时代，无论是祭祖还是祭祀天地山诸神，祭祀风气明显带有殷商时代祭祀的痕迹。
由此我们很难看到周人与自然之间那种亲近、亲密的友好关系。这是因为受早期万物有灵的影响，人类对于大自然没有一个清晰地认识，不自觉地认为山、水都具有神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宗庙的关系紧密结合，表现的是人对于神的恐惧与崇拜，人类对于自然山水的认识还处在原始巫术宗教的层面。
首先说高峻的山岳直插云霄，体现的是一种山岳崇拜的痕迹，接着说山岳降下了神灵，生了甫侯和申伯二人，他们辅佐周王，镇抚四方。
在周人的观念中，山岳崇拜意识是存在的，这在诗中的体现就是周人认为甫侯和申伯的生是四岳降临人间的“替身”，所以将甫侯和申伯之所以贤能的原因归结于神灵的赐福，这种山岳的崇拜观念在西周初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是仍受殷商遗风的影响。
于是周族人就不可避免地认为山水都带有神性，由此可以说这是周族人最早对于山水的认识和理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诗经》中的山水描写不断促使着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的萌发。
二、反映城市选址的山水书写
原始社会时期，自然条件艰苦，先民常常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危险，但是人们又发现山水给人带来危险的同时又能给人类提供生活的物产以及居住的场所。
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远古先民来说，自然环境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翻越的一道障碍，这种决定性的环境因素不仅影响了先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又影响了他们认知事物的能力和水平，于是先民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对山水观念的认识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歌颂文王迁都丰京、武王迁都镐京，有利于周朝王业的发展。
迁都作为国家的大事，必然不会随意选址，必须经过相应的谋划，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作邑于丰”是指文王将都城选址在邑这个地方，而“邑”在今天的陕西西安沣水西岸。“筑城伊淢”中的“淢”指成沟这里应当是指丰都之外的护城河。丰都的选址要考虑到山和水的客观因素，人类借用山水的地理优势以便达到巩固国都的目的。可以说这就是人类从山水中发掘有其功列于人类生产活的价值功能。
周人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实践后，在同大自然的“碰撞”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学会了如何有利地利用自然地势，甚至改造自然外部环境，对地形地势的走向、自然气候的好坏等因素做出了有力的判断，因地制宜，选择房屋的地址、朝向以及农田的场所。
从早期的山林中走出来，依据山形水势来建设房屋，进行农业生产。种种现象表明，周人在经过一系列的变迁后，思考自己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改变了以往对山林、河流充满畏惧的情感，重新认识山水，在社会生产中改变了对山水的再认识。
可见，山水的实用观念在周代社会思想意识领域中应是伟大的一步。
周代山水观念的演变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实行，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礼乐文化所取代，周代的山水观念与夏商相比也有了新的变化。
周朝从一个小的诸侯国到取代殷商的统治，在总结殷商政权覆灭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山川神灵的崇拜信仰，与殷商时期相比，山水观念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一、远古山川崇拜的延续
周代山川祭祀既继承了上古以及殷商时期的遗风，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
夏、商、周三代都有敬事鬼神的风气，然而三者之间又有区别。从“尊命”“尊神”到“尊礼”，既是政体的变化又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改变，体现的是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类对于文化发展的重新思考。
随之，周代的文化建设者通过所谓“神道设教”的手段，将原始文化衍化为理性文化，这不得不算是一大突破。周代祭祀山川的风气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偏重政治行为和彰显王权的意义，祭祀山川的权力唯独周天子所享有，周王享有最高的祭祀山川的权力。
对于诸侯而言，他们只能祭祀自己封地内的山川，而卿大夫则没有祭祀山川的权力。诸侯国祭祀境内山川称为“方祭”，且只祭祀自己控制范围内的山川。周代山水观念还将山川之祭与国家政权动荡结合在一起。
至春秋之后，这种制度被打破，周王将祭祀山川的权力下放到诸侯以及百姓手中，这才有了“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
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6的祭祀制度。此外，周代还丰富了祭祀山川的方法。
无论从现存文献还是铜器器上的铭文来看，周人对于山川祭祀的态度明显异于殷商时期，殷商时期对上帝、山川以及鬼神的敬畏崇拜热潮到周代有了相对的回落，周人对于山川神灵的崇拜或祭祀的文化内涵所看重的是山川崇拜对人事和德行的作用，不再是盲目的山川神灵的崇拜或祭祀。
二、山川的人格化
春秋战国以来，在“礼乐崩环”风气的冲击下，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山川神灵除了仍然保留着部分自然属性外，还增加了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的增强使得人类对于山川神灵的崇拜意识相对减弱，人的自主意识增强，山川往往带有人类的品格、感情和形貌。战国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秩序发生了变化，人类传统观念中的山水神灵世界发生了改变。
如《郑世家》记载子产咨询晋平公的病症，平公占卜说是实沈、台骀作祟，子产却说人们在水旱时祭祀山川神，因需求而祭祀日月神灵，然而您的病并不是因为没有祭祀山河神而造成的，主要原因是饮食、哀乐、女色所引起。
这里子产的话虽然在表面上否认了晋平公的疾病是因为未能祭祀山河神，实则传达了一种重要的信息，就是山川、星辰的神灵并不能降病于人，否认了山川神灵的绝对控制权，肯定了人主观意识的能动性。
自然山水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征服和改变着原始自然形态的同时，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当人的主观意识发生改变后，人们逐渐从原始蒙昧时期敬畏自然的观念中脱离出来，开始亲近自然，认识到山水自然给人们带来的实用性，于是对于山川神灵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并不再是逢事必拜，逢灵必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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